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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□ 倪鹏飞 魏劭琨
　　尽管中国已经开始重视落后地区的发展，但是城市或者区域规划中的一些问题比如偏好大城市、偏向城市群等，依然值得注意。
　　托马斯•弗里德曼在《世界是平的》一书中认为，全球化促使世界变得平坦；但是戴维•斯密克和理查德•佛罗里达等人则认为全球化下，世界是不平坦的，世界的资源向着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流动。那么，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？
　　世界经济最繁荣、交往最密切、经贸活动最活跃的几个区域包括北美洲五大湖区与大西洋沿岸区域、西欧地区、亚洲日本的“三湾一海”地区，以及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，其土地面积只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0％，而工农业总产值却占世界的80％，进出口贸易总额占世界的70％。这表明，世界经济在向这些区域集中。
　　从国家经济发展来看，也出现了集中趋势。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巨大城市带，以纽约为中心；中西部即大湖区巨大城市带，以芝加哥为中心；太平洋沿岸巨大城市带，以旧金山和洛杉矶为主体；南部的墨西哥湾地区，以休斯顿为主体的巨大城市带，构成了美国经济的大部分，也占有美国总人口的半数以上。
　　东京是日本最大的城市区，据估计日本财富的1/3来自这里，大约25%的人口集中在东京的23个行政区及周围。以东京、名古屋和大阪三个大都市区为中心，形成了京阪大都市连绵带，集中了日本80%以上的大型公司和企业。韩国总人口的61%、城市人口的75%，都集中在首尔和首尔—釜山城市走廊。其中，全国人口的42%和全国制造业就业人口的48%集中在首尔大都市区。而且韩国的人口还在继续向这一地区集中。
　　随着当今世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，城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，由最初的单一城市发展到大都市，再到城市群或者超级城市。纽约、伦敦、东京和巴黎已经成为世界超级城市和城市群的代表。城市是由单独的邻近区域组成的，大都市是由一个中心城市和周边的郊区组成的，而超级城市或城市群是一个全新的自然经济单元，是由不同的城区不断发展、人口不断聚集、不断往外扩张并相互交叠形成的。城市结构的这种变化也表明，世界资源不断向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聚集。
　　中国城市发展经历着两个过程：一是城市数量不断增长；一是在向大城市区（城市群）发展，聚集效应明显。
　　首先，从城市数量来看，已经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32个发展到1980年的223个。1990年有467个，到了2008年达到655个，其中，100万人口以上城市，1949年仅有10个，1980年发展到15个，1990年为31个，到了2008年已经达到122个。而且，2008年全国城市地区生产总值超过2000亿元的城市达到20个，上海、北京、深圳位居前三位。
　　其次，从城市发展状况来讲，东部沿海地区较为发达，中西部内陆地区较为落后。而且，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也集中在长三角、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。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GDP总和约占全国GDP的10％，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GDP总和约占全国GDP的18％，京津环渤海湾城市群GDP的总和约占全国GDP的9％。这三大城市群的GDP总量对全国GDP总量的贡献率达到37％。除去长三角、珠三角和环渤海城市群，厦泉漳城市群、山东半岛城市群、辽中南城市群、中原城市群、长江中游城市群、海峡西岸城市群、川渝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等，也在形成和发展之中。
　　中国城市数量不断增加，同时在向大城市区、城市群发展。综合中国城市发展的历程，可以看到中国城市正在经历着扩散与集聚两种状态。
　　从世界和中国城市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来看，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，区位对于城市发展依然重要，资源更加趋向于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。但是同时，世界各个城市都可以自由和方便地利用全球资源，发展机会越来越平等。这表明，世界是“倾斜而平坦”的，而并非单一形态。事实上，托马斯•弗里德曼也指出世界并非是绝对平坦的，“世界依然不平坦”，“并非所有人都能进入这一新的平台……我并不是指我们变得越来越平等了。我想说的是，更多的地方的更多人现在能够进入这个平坦世界的平台相互联系、竞争和合作。”
　　如果说弗里德曼是从扩散的角度来分析全球化下的经济活动，那么佛罗里达则是从聚集的角度来分析全球化下的经济活动。理查德•佛罗里达在《创意新贵》一书中，缔造了一个新词“创意阶层”，代表科学家、工程师、艺术家、音乐家、设计师等知识型专业人士。“他们主要以从事创意性劳动谋生。”伴随着创意阶层的崛起，美国出现了一些地理上的创意中心及“簇群地带”。为什么这些创意阶层都聚集在“簇群地带”呢？因为世界是平坦的，产品、技术、商品、人才、想法和创意越来越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。
　　应该说，适度“倾斜”和适度“平坦”是全球空间关系的理想状态，然而，现实并非如此，过度倾斜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。过度倾斜会带来诸多问题，中国的过度倾斜尤其值得关注。
　　问题一：城乡差距越来越大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除1982—1985年较小之外，其余年份一直在拉大。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对比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.1∶1扩大到了2010年的3.23∶1，远远超过世界2∶1左右的一般水平。
　　问题二：地区之间的差距较大。2009年，西部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、农村居民纯收入分别只有东部地区的45％、68％、53％。2009年深圳、上海、广州市区的经济密度（地均GDP）分别为每平方公里41171.27万元、28857.04万元、21880.84万元，相对较低的定西、伊春、黑河分别为每平方公里64.11万元、58.84万元、27.29万元。中国内地经济密度最高的深圳市是黑河的1508.66倍。
　　问题三：区域内部中心城市高高耸立，大都市边缘城乡停滞和衰落。在北京、天津发达的都市区周边，环绕的是京津贫困带，包括河北省张家口市和承德市所辖的所有区县、保定市所辖的贫困县。在中国最发达的珠三角周边的粤东、粤北和粤西，也是中国最贫困的经济带之一。
　　问题四：“大城市病”初现端倪。近年来，中国的大城市甚至中小城市纷纷出现了程度不同的交通拥堵、环境污染、贫困失业、住房紧张、健康危害、城市灾害、安全弱化等。一些特大和超大城市“城市病”还表现十分严重。
　　尽管中国已经开始重视落后地区的发展，但是城市或者区域规划中的一些问题比如偏好大城市、偏向城市群等，依然值得注意。首先，偏好大城市。一直以来，不管有关城乡政策名义上如何表述，实际上，国家无论在产业投资，还是在基础设施或公共服务方面，都偏向行政级别高的城市。其次，偏好城市群与中心城市。过于重视中心城市，而忽视了区域内部边缘城市；过于重视城市群发展，而忽视了非城市群的发展。（作者单位：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）
来源：中国社会科学报